取消现行的法院数字管理和法官绩效考评制度，相关数据仅作统计之用。
当我把这个故事复述给美国的朋友听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却常常是一句比较含蓄的嗯，这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们的表情写明了他们对这样的事例的看法复杂。许多案子被当事人或犯罪人掩盖，最终不了了之。
他们在校长的掩护怂恿下，通过与学生单独接触的机会对学生展开骚扰，而承认自己被骚扰的学生人数达到数十人之多。5月份，一条新闻在中国媒体的头条中频频出现，似乎每次只是更换了地点和人物：安徽潜山一小学校长12年性侵9女童，河南桐柏54岁教师猥亵女生，湖南嘉禾小学老师猥亵多名女生，广东雷州小学校长性侵2女生……一夜之间，师德师道问题骤然跳进人们的视野，引发诸多讨论。在微博时代，一个在前些年或许会被无声埋没的地方新闻，因为互联网的传播力和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女权工作者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公众讨论。这些事件让人出离愤怒，而它们所引来的关注却多多少少鼓舞人心。每位学生不仅配有生活导师，还有心理辅导员，如果遇到任何教师的不轨行为，有许多渠道可以允许学生在自己名誉和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向校方检举。
也包括一些针对地方情况细致具体的规定，例如辽宁省政府在2003年出台的《关于辽宁等地相继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生事件的情况通报》，其中注明学校管理松懈，发生教师性犯罪事件的，要坚决依法追究校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严重的要撤销行政职务和开除公职……对推卸责任、延缓上报的要追究学校领导的行政责任，对包庇罪犯、隐瞒不报的要坚决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同美国私立高中的性侵案一样，这些案子也都多发生在几十年前。可以说我们的宪法只是被部分实施的宪法。
我们对现行宪法的一些基本制度设施没有加以实施，比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控违宪。第二阶段推进宪政的任务（2017-2020）包括：6、改革各级人大选举。经济高增长期之后的社会转型出现新的问题，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随之加剧，引起稳定的巨大压力。4、政府财政公开，真正接受人大监督。
现行宪法文本与当下宪政的共识，是否已经相吻合？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基本判断：现行宪法文本字里行间已包含宪政的共识——努力实现自由与权力两方面微妙平衡[3]的共识，能够成为上下左右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国家就等于宪政国家，就是依宪治国。
无论是框架性的宪政制度还是过渡性的宪政制度，它们都可以通过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局部修订等方式来逐渐发展的，通过这样的发展方式，不断生长出中国宪政制度。8、逐步推进表达自由的落实，消除新闻审查与新闻自由的紧张关系。目前来看只是现行宪法在实施过程中，被作了避重就轻地选择性处理——有些宪法条款是被落实了，有些宪法条款却被束之高阁。5、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宪法126和131条）。
有的只是具备了框架性的制度，有的只具备了过渡性的制度，这是客观事实。宪政秩序是实施宪法的结果。因此，现行宪法规定的法治国家实质上就是指宪政国家和法治社会。2、法院和检察院脱离同级政府的人事权和财权的束缚，首先保证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5]。
它回答了一个问题——法治只是国家管理社会这个单一层面的功能吗？其实国家与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次是对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划分上首次肯定了法治二元论。十八大报告第六部分谈文化建设时，把自由、平等、公平与法治一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7、表达自由（宪法第35条）。8、人权与正当程序（宪法第33、37条）。
[3][美]劳伦斯·H·却伯、迈克尔·C·多尔夫：《解读宪法》，陈林林、储智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10页。问题在于，当没有宪政的时候，法治也就失去根本和基础。这次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专业的法律人扩展到了领导干部，拓宽了法治的主体，也将法治全面拓展到了宪政。从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来看，条文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于是，民主与法治成为这个时代民众的高度共识的同时，却遇到了宪法未全面实施的瓶颈，因而依宪治国就被提出来了。这样既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符合法治和宪政的要求，又符合人民司法工作的规律。
3、财政预算权归人大（宪法第62条第9、10项）。问题在于，这九个方面的宪政制度中哪些是近期可以先行推进的？显然不能从重要性上来考量，而应当从稳妥的可操作性上考虑。
2、人民代表大会实行选举制度（宪法34条、59条、97条）。宪法规定人权与正当程序（宪法第33、37条），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第67条）。
要让宪政制度变成宪政秩序，其可能性依赖于我们要做的三个工作：第一，目前首要的工作是贯彻落实现行宪法中已明确可执行的规定。十八大报告在宪政共识上又有三个突破：第一，不仅肯定法治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更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5]现行宪法应恢复1954年宪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广义的法治国家是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既包括法治国家也包括法治社会。通过这两个方面，就能够让中国宪法具备了不断自动生长的活力机制，全面建立宪政秩序就有了动力系统的操作台。[8][德]卡尔·斯密特：《宪法学说》，刘小枫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8页。
就这一条规定来看，通过宪法解释，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审判和检察机关不应该在人事权和财权上受制于同级人民政府。再比如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可以保留中央政法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法律来对政法工作进行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宏观指导，来协调涉及重大司法政策和国家重大利益的政法事务，省、市、县不设政法委员会来直接管个案司法。
宪法和立法法都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和制度（宪法第62、67条以及《立法法》第8条），然而当出现违反宪法的行为时，没有及时启动违宪审查职权。目前涉及合宪性审查的还不只是劳动教养制度，还有城管制度、信访制度、强制拆迁、双规惯例等。
9、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执政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宪法序言最后一条[4]以及第126条和131条）。这也回答了一个老问题——法治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方式吗？为什么十八大报告不仅在工具和方式意义上使用法治概念，还明确提出法治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和核心价值[2]？因为法治包涵了宪法至上、人权保障、公权控制、正当程序、独立司法等一系列的价值内涵和精神理念，报告明确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宪政的共识。
不全面实施宪法，会使改革陷入困境和僵局。这是宪政所涉及的大致范围，但民众也并非希望在一夜之间落实。治国理政关键是实施宪法，依宪治国，实行宪政。所谓宪法的生命也在于此。
第二，需要通过宪法解释方法来增进宪法的生长。5、中央政法委统一对各级政法工作进行领导，地方党委不直接管司法个案。
比如人大财政权的实现，需要通过宪政制度的具体化，需要健全政府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领导干部如果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许多纠纷和矛盾就在行政阶段得以解决，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会得到缓解，司法机关就可以独立办案。
法律人的专业责任首先在于对现行法规范的守护和解释，在现行规范体系中解释宪法和法律。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与法治意识，在选区的划分、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差额选举办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